解构是什么?它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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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构这个概念不是随便百度一下就能弄懂的东西。

德里达自己多次提到解构这个概念,在《德里达访谈录》里,他说:“解构也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。解构不是一块擦去了文字的白板”还有“解构首先与系统有关,这并不意味着解构击垮了系统,而是说它敞开了排列或集合的可能性”。

仅仅通过这两句话,我们就可以避开对于解构的老生常谈的庸俗误解。解构并不是把东西消解掉就完事了,它本身还是一种重构。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就说“任何一种解构同时又是建构性的、肯定性的。这个词(deconstruction)中,de 和 con 并置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。”

这一段放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:解构不等于德里达。这不是说德里达不解构,而是仅仅只说德里达,是不够的,仅在美国的耶鲁学派里,就有保罗德曼、布鲁姆、哈特曼、米勒等解构主义者(注 1)。

注 1:他们并不是都认为自己是解构主义者,布鲁姆就说过:“其他四人是在解构,而我是在批评。我对德里达的作品根本不感兴趣。”

在谈到德里达的任何话时,我们都得小心,因为德里达有“划掉(erasure)”这个概念,在这里的意思是:“他可以跟反对他的人使用相同的词语,只是却又否定这些词语对他来说承载了跟其他人同样的意义。”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游戏,你按照游戏规则来,而对方却不受这些约束。

在斯图亚特.西姆的《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》中,作者这样总结解构主义的基本假设:

1 语言根深蒂固的特点是其不稳定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
2 既然语言有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特性,没有什么分析方法(譬如哲学或批评)能够宣称自身在文本阐述中是绝对权威
3 因此,阐释是种自由放任的活动,更接近游戏,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分析

但是,解构主义并不意味着大众狂欢,很多时候,它是严格的反大众的。涉及到读者这个问题时,保罗德曼就认为“解构活动是自动生成的……读者意图不能决定文本意义”。这当然是德里达“文本之外无一物”的另一个版本。在这里,解构主义不仅反对权威(作者),也反对着反权威的人们(读者),防止他们成为新的权威。唯一的权威就在文本中,而这个权威本身通过延异和划掉,是无法捕捉的。(注 2)

注 2:如果我们把这种无法确定同一性的解构称作超验主义解构的话,绝对主义解构就是这种不可能性恰恰成了可能性的条件,无法获得的同一性就是一种同一性,这也是从黑格尔外在的反思过渡到确定的反思之关键。而德里获得达恰恰就是“绝对”的解构主义者,因此他会说:解构不是否定的,而是肯定的,是对“不可能”的肯定。

我们还需要反驳对于解构主义另一种陈词滥调的误读,解构主义并不是没有“中心”的,它肯定了另一种中心,在《书写与差异》中,德里达说:“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、一种非场所,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”,坚持中心与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不矛盾。

另外,解构主义可能看起来很游戏化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他的人就是一个纯粹的玩家,反对传统的一切。事实上,德里达曾经说过:“我不会倡导任何跟马克思相反对的东西”。从德里达对福山的(排斥除自己之外对历史现象的其他解释)批评,我们也可以看出来,解构主义事实上带有明确的政治色彩。大部分情况下,解构主义明显不是一种虚无主义。

再回到德里达,德里达的解构很类似于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”,它促使文本自己解构自己,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,而是一种总是 - 已经的状态。解构主义不是简单地反对结构主义,倒不如说,它将结构主义推到了极限。

解构不能被还原为某种方法论的工具或一套规则和可换位的程序……解构甚至不是一个行动和操作。……解构发生,它是一种事件,一种不待于熟思、意识或者主体的甚至现代性的组织的事件。

德里达在阅读哲学文本时总是找到其中隐喻和修辞的部分,来展示这样的话语并不是它宣称或者试图成为的那样,也就是理性的传播者,一种“纯洁”的语言,而是有一种根本的含混性。柏拉图试图把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,但是通过德里达我们可以发现,柏拉图本人就是个诗人。对于隐喻的拒绝本身只能通过隐喻来表达出来,这种特征并非我们的言语方式不对,而是语言本身的根本特质。

保罗德曼重新评估了中世纪的三艺,即逻辑、语法和修辞,三者中,逻辑地位最高,语法附属着逻辑,而修辞则背离着逻辑,在三艺中地位最低,它需要服从语法来达到逻辑。不过德曼认为:“文学性,即那种把修辞功能突出于语法和逻辑功能之上的语言运用,是一种决定性的,而又动摇不定的因素。”德曼提出“修辞的语法化”和“语法的修辞化”,并倾向后者。在《二十世纪美国文论》中,盛宁对德曼的解读是很简单易懂的:

德曼强调指出,文本的这种解构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陈述与陈述之间的相互否定,而是指两个不同层面之间存在着一种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:一方面是元语言的层面,我们说语言的本质是修辞,它只能是自我指涉的,永远无法涉及语言之外的客观存在;可是另一方面,我们又不顾语言的这一内在的致命缺陷,时时刻刻着从事以修辞性语言指义的实践活动,而后一层面上的语言实践实际上是于前一层面的命题相矛盾的。

米勒则认为任何一个新文本都逃脱不了文本间性的网络,也就是说,新文本和老文本之间有一种寄生和被寄生、解构与建构的双层、双向的关系。在《重申解构主义》里,他说:

批评文本和文学文本各自都是对方的寄生虫兼寄主,各自都以对方为食物并且为对方提供食物,毁灭对方并为对方而毁灭。

德里达打破了文学和哲学的界限,他用哲学的方式读文学,又用文学的方式去读哲学。这是由文字本身的含混性决定的。也是布鲁姆提出“一切阅读皆误读”的原因。布鲁姆探讨了六种误读方式,并且使用“强误读”和“弱误读”做出区分。在布鲁姆这里,我们更是能看到,解构主义的精英面庞。布鲁姆直白地说:“如果西方存在某种普遍艺术,那就是莎士比亚艺术”他推崇历史上已经被推崇过的作家,哈特曼评价他说:“布鲁姆把作家看做一个仅次于神的造物者。”显然他并不喜欢一般意义上的“读者”。“细读”是耶鲁学派里的一种共识,而这种阅读技巧意味着(至少对布鲁姆来说)良好的音感和超凡的记忆力。这也很显然,跟普通的大众并没有什么关系。

主要参考文献

《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》 王敏

《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》 斯图亚特西姆

《论解构》卡勒

《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》Christopher Norris ,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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